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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二零零九年九月中旬的一期《南方周末》
上,我讀到約翰·奈斯比特的論述。在同一期報紙
上,還有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六十周年的報導,對
中國模式的探討。新聞紙上洋溢著成就、自得,
和一種被遮蔽的深深困惑——中國是如何變成今
日世界眼中的中國的——一個將政治專制和經濟
增長如此有效地結合在一起國家,不管多少悲觀
的預言和深層的矛盾,或者一場席捲世界的金融
危機,都不能阻礙它變得更強大。
既有的政治、經濟與社會的理論框架,早已
容納不下中國的成長?中國正在創造一種全新的
體系?是的,在得出肯定的結論之後,奈斯比特
甚至尋找出支援它的八大支柱——解放思想;
「自上而下」與「自下而上」的結合;規劃「森
林」,讓「樹木」自由生長;摸著石頭過河;藝
術與學術的萌動;融入世界;自由與公平;從奧
運金牌到諾貝爾獎。
奈斯比特代表著世界對中國讚歎的新高潮,
從二零零八年開始,這種讚歎從經濟領域,擴展
到政治、社會、文化、甚至審美領域。中國正不
可阻擋地成爲新的世界領導者,她給世界提供了
新的模式、刺激與靈感。
北京奧運會的眩目成功,被專欄作家大衛·布
魯克斯稱之爲「中國奇蹟式增長下的和諧社會的
一場高科技展現」。
古老的論調再次獲得了新的回響,中國正是這
樣一個強調集體主義的社會,而奧運會的開幕式
則是一種宣言——「發展不僅來自西方的自由方
法,也來自東方的集體主義模式」。中國獲得奧
運會金牌的數量,再次印證了這種「東方的集體
主義」的勝利。
而他在《紐約時報》同事、建築評論家尼克
萊·歐茹索夫則這樣描寫:「如果西方人從飛機裏
出來步入新北京國際機場時,感到目眩和困惑,
這可以理解。它不僅因爲空間的壯闊,更因爲一
種無法抗拒的感覺——你正穿越另一個世界的入
口,這個強烈擁抱變革的世界正在把西方國家甩
到煙塵中。」
他接著寫道:「這種情緒就令人想起阿道夫·
盧斯的昔日感受,這位維也納建築師一個世紀前
從蒸汽輪船走出紐約港。他穿越了未來的門坎,
他知道,在文化意義上,歐洲已經過時。」
金融危機從華爾街蔓延到整個西方世界,在
這種群體性的迷惘中,中國誘惑力進一步增強
了。它強大的政府力量被視作深謀遠慮,它的社
會主義標籤被理解成可以給普通人提供保護,它
曾經被詬病的封閉的金融市場,如今則免除了傳
染性的恐慌……它幾乎成了世界最後的希望之
地。
歐盟主席巴羅佐與法國總統沙克吉都敦促中
國爲解決這場危機做出重要貢獻;《華盛頓郵
報》的大衛·伊格內修斯寫道:「在二零零八年的
大恐慌中,我們都要面對的一個現實是,沒人希
望站在市場的刀刃上過活。我們需要資本主義經
濟所獨有的活力和靈活性。但我們也需要保護—
—個人在市場崩潰時能保護我們和家人的安全
網。」
西方左派學者也加入了這股潮流中。毛澤東
時代給予他們帶來幻滅,但一個再度強大的中國
給他們另一種安慰,它是對現行資本主義秩序的
挑戰——西方霸權的年代結束了,一個新世界格
局正在形成。這其中最著名的一位是義大利人阿
瑞吉,他在二零零八年出版了《亞當·斯密在北
京》。馬克思沒有讓北京成爲世界中心,但亞當·
斯密成功了。
阿瑞吉相信以中國爲主導的時代,打破了西
方主導的權力等級,以中國爲中心的東亞的再度
領先,將帶來更平等的國際秩序;中國霸權要比
歐美主導的霸權更和平,更少軍事色彩;中國的
崛起可能標誌著東亞發展道路——它基於市場交
換,而不是資本家。
這種青睞貫穿了整個二零零九年。對全世界
來說,G2和Chimerica,是再形象不過的辭彙—
—只有中國與美國能夠決定世界的命運。美國人
憂心忡忡。當他們受困於自己的全國健康法案、
或在能源改革懸而未決時,他們想起了中國。
「只有一種制度比一黨專制更壞,那就是我們
美國的一黨民主」,托馬斯·弗裏德曼寫道,「一
黨專制當然有其弱點。但如果像是今天的中國一
樣被一群理性、開明的人領導,它也很有優勢。
這樣的一黨可以執行那些政治上困難、卻至關重
要的政策,這些政策是一個社會在二十一世紀的
前進所必需的。
中國在電動車、太陽能、能源效率、電池、
核能、風能上超過我們並非偶然。中國的領導人
理解,在一個人口爆炸和崛起的新興市場的中產
階級的世界裏,乾淨的能量和能源效率的需求將
增加。
北京想確保它自己的産業和政策可以做到,
包括自下而上的天然氣的漲價。」另一位專欄作
家鮑勃·赫特在四個月後,再度發出了類似的感
慨,他認定在使用太陽能的競賽中,美國正在輸
給中國:「低排放時代已經來臨。我們可以被中
國這樣的領導性國家拽入這個更新、更綠色的世
界;或者我們面對挑戰,自己成爲領導者。」一
切似曾相識嗎?五十年前,他們談論的是和蘇聯
的太空競賽,而現在是和中國的能源競賽。
在人們開始爲二十一世紀的第一個十年時作
出總結時,很多人相信,中國是最大的贏家。甚
至好萊塢的電影都在回應這種情緒,在地球即將
覆滅的《二零一二》,只有中國可以製造出諾亞
的方舟。
在馬丁·雅克的狂熱面前,所有的歡呼都顯得
暗淡——《當中國統治世界——中央王國的興起
與西方世界的終結》,超過四百頁的書,難以卒
讀。它通篇是亢奮的口號,它傳達的資訊則是簡
單的,中國必然會成爲世界最富裕與最強大的國
家;中國是按照自己獨特路徑獲得成功的,它也
依照這種獨特性,來重新塑造世界秩序。
他興奮不已地找到了「文明國家」這個陳舊
概念,似乎一個新的全球朝貢體系正在形成。但
他幾乎忘記了,七十五年前,英國一對著名的韋
伯夫婦已經寫下了《蘇維埃共産主義——一種新
文明》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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